亿元诈骗案嫌犯取保引质疑：东海检方为何未批捕孙兆凯？

      2024年10月，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孙兆凯正式立案侦查，2025年8月将其刑事拘留，关押在东海县看守所。然而，仅仅关押了20多天，案件就因“证据不足”被检察院发回要求补充侦查，孙兆凯随后取保候审。这一结果，引发了当地村民的强烈反响。

      一、案件背景：“互助社”沦为诈骗工具，山左口村民深陷泥潭

      山左口镇金源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（下称“金源合作社”）的成立，曾被当地媒体包装为“服务‘三农’的金桥”。公开信息显示，负责人孙兆凯拥有40年农村信用社工作经验，凭借这一“专业背景”，在合作社成立初期迅速获得山左口镇村民的信任。

      根据《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》，此类组织本应是“社员自愿入股、民主管理、服务社员”的互助性金融机构，注册资本最低10万元，且仅限为本地社员提供存款、贷款服务。

      但实际运作中，金源合作社完全背离合规轨道。结合《东海金源合作社非法集资案》文档披露的信息，该合作社未经监管部门批准，突破“社员制”限制，以“年利率12%—18%”的高息为诱饵，向山左口镇及周边村庄的普通村民吸收资金。

      村民反映，合作社通过“亲友介绍返利”“存款送礼品”等方式扩大吸储规模，甚至伪造“农业扶持项目合同”，谎称资金用于规模化种植、养殖项目，诱骗村民投入毕生积蓄。截至案发，涉案金额已突破8亿元，波及上千户村民，其中不乏老年群体和低收入家庭。

      二、犯罪事实：暴力追贷 + 伪造合同，多重侵害触目惊心

    （一）涉嫌诈骗罪的核心证据

     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6条规定，诈骗罪的核心构成是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”。金源合作社的运作完全符合这一特征：

      1、虚构盈利项目：合作社从未开展任何合法农业项目，资金主要用于孙兆凯个人挥霍、偿还高利贷及“拆东补西”的非法集资循环；

      2、伪造法律文件：为骗取村民信任，合作社伪造了与地方农业部门的“合作协议”、银行“资金托管证明”等文件，部分村民直至案发才发现手中的“存款凭证”实为无效合同；

      3、隐瞒资金去向：合作社账目混乱，无合法财务记录，孙兆凯通过个人账户转移资金，导致大部分涉案资金难以追回。

    （二）暴力追贷加剧民生灾难

     与普通非法集资案不同，金源合作社还存在“暴力追贷”的恶性行为。据当地村民反映，合作社一方面以高息吸储，另一方面向村民发放“高利贷”，利率高达月息3%—5%。对于逾期未还的村民，孙兆凯指使员工采取“上门滋扰、辱骂威胁、扣押财物”等暴力手段催收，多名村民因不堪其扰被迫变卖房产、外出躲债，甚至出现精神失常、家庭破裂的极端情况。

      山左口镇山左口村村民许会场，先借孙兆凯8万元贷款没还上，后用其父的房产证分三次抵押，累计借贷40万元，约定三年时间内还款。贷款正在偿还期间，孙兆凯私自做主把许家80余万元的房子直接变卖，严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401条“抵押权人不得擅自处分抵押财产”规定，这也是他非法处置财产的铁证。

      该镇的李大爷（化名）表示：“当初说好是‘互助存款’，后来变成高利贷，还不上就被堵家门，我老伴吓得心脏病复发，家里的拖拉机也被他们强行开走了。”

    （三）涉案金额与法律后果

      根据江苏省诈骗罪量刑标准，诈骗金额50万元以上即属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。金源合作社涉案金额达8亿元，远超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标准，且具有“诈骗老年人财物”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”等从严惩处情节，依法应面临重刑。

此外，其非法吸储、暴力追贷行为还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第293条寻衅滋事罪，应数罪并罚。

       三、核心争议：涉案亿元为何未被批捕？法律程序与民意的冲突

    （一）检察院不批捕的可能法律依据

     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81条，批准逮捕需满足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、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、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”三大条件。孙兆凯被取保候审，可能符合以下情形之一：

     1、证据暂未达到批捕标准：侦查阶段可能存在部分关键证据未固定（如资金流向完整链条、伪造合同的鉴定结论等），检察院需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再审查批捕；

     2、辩护方提出取保理由：根据2024年最高检、公安部相关规定，若孙兆凯符合“认罪认罚、积极退赃、无再犯危险”等情形，可申请取保候审。但村民质疑，涉案资金大部分未追回，所谓“积极退赃”缺乏实质依据；

      3、强制措施变更程序：公安机关可能先对孙兆凯采取取保候审，再进一步侦查补充证据，符合“案件事实未查清时可变更强制措施”的程序规定。

   （二）村民的核心质疑

     2026年元旦之后，村民陈钦瑞致电东海县检察院尚宇检察官，询问孙兆凯案件的办理情况。

     尚检察官在问清陈某瑞是借贷人的身份后，居然说你使（借）钱的问这个案子干什么？合作社没有损害利益，你钱还了合作社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陈某瑞继续追问孙兆凯涉嫌非法放贷问题时，尚宇态度恶劣斥责道，“我没有必要给你解释这个案子！”

     山左口镇村民对“取保决定”普遍表示愤怒和不解，主要集中在三点：

     1、社会危险性未被重视：孙兆凯涉嫌暴力追贷、诈骗上千户村民，且有转移资金的可能，取保候审难以防止其串供或逃避侦查；

      2、量刑预期与取保条件矛盾：涉案8亿元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而取保候审通常适用于“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”或“无社会危险性”的嫌疑人，二者存在明显冲突；

     3、程序透明度不足：检察院未向村民公开不批捕的具体理由，导致流言四起，部分村民怀疑存在“权力干预”“利益输送”。

     四、监管漏洞：农民资金互助社为何沦为“诈骗温床”？

     金源合作社的疯狂运作，暴露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管体系的多重漏洞：

     1、准入审批流于形式：设立需经银监局批准并颁发金融许可证，但金源合作社未取得合法资质却长期非法经营，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发现；

     2、日常监管缺位：互助社本应接受银监局的资本充足率、业务范围监管，但山左口镇相关部门对其“高息吸储”“跨区域经营”等违法行为视而不见，直至案发才介入；

     3、风险预警机制缺失：农村地区村民金融知识匮乏，容易被高息诱惑，而地方政府未建立针对农村金融的风险提示制度，导致村民缺乏自我保护意识。

      五、村民呼吁：严惩犯罪、挽回损失、强化监管

     面对亿元财产损失和生活困境，山左口镇村民提出三点核心诉求：

    1、依法严惩犯罪嫌疑人：要求检察院尽快批捕孙兆凯，公安机关全面追查涉案资金流向，冻结其转移的资产，最大限度挽回村民损失；

     2、公开案件办理进程：希望司法机关定期向村民通报案件侦查、审查起诉进展，回应“为何不批捕”“资金能否追回”等核心疑问，保障村民的知情权；

     3、健全农村金融监管：呼吁政府加强对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准入审核和日常监管，建立“黑名单”制度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、非法放贷等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；同时开展金融知识普及，提高村民风险防范能力。

      法律视角：未批捕不代表不追责，程序正义需兼顾民意

     从法律程序来看，检察院未及时批捕并不意味着孙兆凯无需承担刑事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，取保候审是“不羁押但仍受约束”的强制措施，孙兆凯需遵守“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、县”“传讯时及时到案”等规定，若违反将被撤销取保并逮捕。

     但村民的愤怒源于“涉案金额巨大、犯罪情节恶劣”与“嫌疑人未被羁押”之间的反差，这要求司法机关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，充分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，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回应民意关切。

     截至目前，东海县检察院尚未就“未批捕孙兆凯”作出公开说明。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孙兆凯的行为已涉嫌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诈骗罪，一旦证据确凿，必将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。

     而此案更应成为农村金融监管的“警钟”—— 唯有堵住监管漏洞、严惩违法犯罪，才能真正守护好农民的“钱袋子”，让“资金互助社”回归服务“三农”的本源。

      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，程序正义固然重要，但民意的合理诉求同样不容忽视。在金源合作社诈骗案中，村民们因巨额财产损失和生活困境，对司法程序产生质疑，这种情绪背后是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。司法机关应通过更加公开透明的程序，及时向村民通报案件进展，解释不批捕的具体原因，消除村民的疑虑。

      同时，对于村民提出的严惩犯罪、挽回损失、强化监管等诉求，司法机关应与相关部门协同配合，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予以回应，确保案件处理既符合法律程序，又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，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（赵成才）